愉见财经 作者：愉见财经
来源：愉见财经（ID;fish-finance）
引子
开篇的引子，先来说一个“愉见财经”真实采访过的农商行案例吧，夸张到我瞠目结舌。
山西某小体量农信社，转制农商行时受困于实际不良率没法儿看，于是竟发明了全体员工来当通道“买”不良的神奇操作：给员工每人放一笔贷款，集合运作还上行里的某些大额不良贷款，美其名曰员工“理财”或“入股”，每年支付一笔小利息。
很多员工稀里糊涂地就在从众效应下签了字，钱也不过他们手，因此大部分人没意识到，在法律上，他们就是债务人本身。
有一名员工，思前想后觉得这事儿不对劲，于是通过“愉见财经”公众号联系上我并要求咨询我。可是，依然，在当地，能当个银行员工是件荣耀门楣的事儿，尽管一个月也只有几千块钱收入而已。当行领导表示，谁不同意这么干，那自己也就别干了，绝大多数的员工、包括这名爆料人，都乖乖签字了。
她问我，这事儿反正是行长让大家都这么干的，那么多人呢，出事了行长总得兜着吧？
我问她，如果你们行长明年就调任了、升迁了、或是自己出什么问题不干了呢？
她问我，那这钱反正也是银行的钱啊，签字也是银行让签的，不关自己事儿吧？
我问她，所谓的银行让你签字，你是有白纸黑字的证据吗？银行敲了个公章说这钱替你还吗？另外，银行自己有钱吗，银行的钱难道不就是储户们的钱？出了问题，法律说了算还是你们空口无凭说了算？
她没再回答。但仍然执意请求我不要把事情报道出来，还是那句老话，她不想丢了这金饭碗。
冰山
上头这个引子，第一次让我意识到，农信社、农商行等一批小型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的问题是严重的。
近日我又再度关心起了此问题。再来说几家银行，有数据支撑：
贵阳市人民政府网前不久公布人事任免信息，原贵阳银行行长的李忠祥转任贵阳农商行董事、董事长，免去王大鸣同志所任贵阳农商行董事长、董事职务。此前，贵阳农商行因为19.54%的超高不良率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完爆了上限5%的监管要求。
年报显示，该行2014、2015、2016年末的不良率分别为2.99%、2.93%和4.13%，到了2017年末，不良贷款率大幅飙升至19.54%，不良贷款余额增至78.43亿元，资本充足率则降至0.91%，并且由于处置不良的过程消耗了大量拨备，该行贷款损失准备缺口达51.75亿元，拨备覆盖率仅为34.15%。
再来。联合资信报告显示，2017年末贵州乌当农商行的不良贷款率达14.96%，资本充足率仅为0.07 %，拨备覆盖率仅为26.62%。
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再如，贵州平塘农商行，截至9月末，不良贷款余额为2.68亿元，较2017年末增长41.8%；不良贷款率为6.49%，较去年末增加1.55个百分点，同样未达到上限5%的监管要求；拨备覆盖率为113.53%，较去年末下降3.81个百分点，未达到下限120%的监管要求。
“愉见财经”恐怕，这些情况也只是冰山一角。问题的暴露只是农商行整体信贷资产质量下行、不良率上升的一个缩影。
综合中诚信国际、东方金诚、上海新世纪等多家评级机构的报告来看，今年已至少有14家农商行因不良暴露、资产质量恶化、触及监管红线而遭主体信用等级或评级展望下调。
中国共有300多家农村商业银行。根据银保监会发布的《商业银行主要指标分机构类情况表（法人）》，农商行的不良贷款率一直在各类银行中最高，且从2015年起即处于连续上升状态，从2.03%一路上升至2018年二季度的4.29%，直到三季度才略有回落。
多米诺
当不良贷款出现，如上文所及，银行往往会应激反应一样，想着“掩盖”掉一部分，使不良率数据不至于太难看。可是，当“植物人”多起来的时候，插的“管子”也会不够用，于是迟早要暴露一批。（但其实吧，延缓暴露不良是会耽误清收最佳时期的。）
不良回表、不良率上升，随之而来压力山大的就是拨备覆盖率指标。而如果增加拨备计提会严重影响银行当年利润的话，据“愉见财经”观察，银行们首席财务官们一般都选择牺牲掉拨备覆盖率，宁可让它不达标，也能让利润摔地上、甚至为负值。
可是环环相扣的，根据《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拨备低于监管要求的缺口部分，要在核心一级资本中全额扣除。于是指标们的多米诺之下，很多小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又开始了断崖式下跌。
此时，监管就会采取措施：要么补充资本，要么大幅降低风险资产规模。那么OK，最后一张多米诺骨牌就变成了，这些小银行的业务开展和长期发展受限。
暴露
总体来说，农商行不良率上行大致有三方面原因。
最直接的原因是，银保监会要求商业银行在今年6月30日前将逾期90天以上的贷款全部列为不良贷款。这导致此前不良偏离度较高的银行，不良率在短时间内明显上升。
要说银行们的实际不良是多少，讲真，那将永远是一个迷。作为监管总是想看见银行真实的资产质量反映的，这样也好让他们发挥监管政策的有效性。可是银行们则面对着同业之间的竞争和股东们的虎视眈眈，谁都不希望自己的不良贷款情况在同行中排名靠后，影响投资人或是储户的信心；在一些银行内部，还存在着分行向总行上报财务数据时“美化”业绩的冲动。
“愉见财经”有一个做信管部老总的朋友，自己私下里把一堆已经不灵的资产称为“插着各种管子的植物人”，植物人要靠自己有起色恐是无望了，但之所以还没掉入不良，是因为有各种“管子”，“管子”包括借新还旧、续贷中的“利息本金化”等技术操作、或是一到时间点就借个AMC或大企业之类的通道让不良资产暂时出表。
（详细操作可参见“愉见财经”专栏旧文《银行不良贷款会“隐身”》）
这里说到的90天逾期，也是“管子”的一种。银行贷款划分为正常、关注、次级、可疑和损失五类，后三类属于不良贷款。不少银行将部分不良贷款隐藏在关注类贷款之中。而此次监管要求其充分暴露风险。
以上文所及的贵阳农商行为例，其实早在不良率还处在相对温和的4.13%的2016年末，该行的逾期贷款占比就已经达到了逆天的34.01%，其中逾期90天以上贷款占比为25.75%，只不过由于大部分逾期90天以上贷款未计入不良贷款，所以当时不良贷款余额没有暴露出来。
无独有偶，上文中的贵州乌当农商行，此前也是仅将部分逾期90天以上贷款划分为不良贷款，偏离度很高。去年以来，该行调整贷款五级分类结构，年末一次性将大部分本息逾期90天以上的贷款划入不良贷款，所以不良率指标就一下弹眼落睛了。
寒流
农商行不良率上行的第二个原因，与经济形势低迷、需求疲弱、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等宏观背景有关，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经营压力不断上升，还款能力减弱，而城商行、农商行又天然和民营企业、小微企业“门当户对”。所以很可能，经济环境对农商行资产质量的影响最为显著。
银保监会数据显示，2018年三季度末，农商行发放小微企业贷款总额6.74万亿元，占商业银行发放总量的27%，远高于农商行资产规模占商业银行总资产规模的比重。
第三个原因则是农商行自身的资质和风控能力相对较弱。大部分农商行脱胎于农信社、农村合作银行，早期股权结构分散且错综复杂，难免受限于地域欠发达的经济结构，在业务开展上对当地人脉圈高度依赖，贷款投放的区域集中度、行业集中度较高。
再加上，有一批农商行目前风险管理能力还没跟上，对管理层和员工等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资产质量容易积累风险因素。
正因为农商行的经营发展对地方经济依赖度更高，农商行的资产状况也形成了明显的区域特征。中信证券银行业分析师肖斐斐认为，农商行风险暴露集中在环渤海、东北和中西部地区，并不是全面性爆发。
22个省份中，不良率排名前五的分别是贵州（19.54%）、河南（11.57%）、辽宁（4.95%）、山东（3.45%）和吉林（2.64%），相比之下，北京、重庆、四川、上海和广东的平均不良率在1.5%以下，远低于行业水平。
此外，江浙沪一带的农商行之所以不良率在全国处于较低水平，除了当地民营经济总算在全国之中算是发展得好的之外，或许也与他们在2013~2015年已经经历了“惨痛教训”有关。
2013年之前，不少民营企业盲目扩大融资、加大投资、实业开始空心化，企业间互保联保盛行，银行信贷较为宽松。而后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承压，企业经营难度加大、资金流紧张，银行又“亡羊补牢”紧急抽贷，导致担保链条上的企业风险集中爆发，引发信贷危机。包括给以银行业重压的钢贸危机，也是最早爆发和最早收口于长三角一带。
想来，这一带的银行们也算是lesson learnt吧。有评论称，他们对企业和行业的评估、风险把控都更加“收放有度”，同时更加注重信贷政策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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