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Y评级 作者：YY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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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省基建释放积极信号
疫情冲击下，政府加强了对基建领域的支持力度。一方面，疫情暴露了我国基础设施环境尚存在许多短板与不足，面临突发状况时发挥的作用有限；另一方面，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也将成为疫情冲击后提振经济的重要抓手。有效的刺激经济手段中，国家已经明确不会将房地产作为短期经济调控的措施，货币政策的宽松又受制于物价水平的限制，则基建在经济托底中将扮演更加关键的角色。但是这个基建，和以往的略有不同，本文顺着相关的思路理顺下新基建领域，以及潜在资金来源。
近期各省市已经紧锣密鼓地开启了投资规划，截至3月4日，已经有19个省市公布了超过重点项目清单，涉及项目超过10000个，总投资金额超过30万亿元（大家不要被数字吓到，这个并非一年内投完，需站在长期的视角）。其中高速公路、高铁等基建项目是重头戏。不过项目总投资额并非需要一年内投入，基建项目平均建设期限在3年左右。
不过，基建回暖也不是疫情之后才开始的，只是疫情冲击，近期较多领域对其阐述。
2019年7月份，常务委员会就明确了“补短板”，释放了基建的积极信号。12月6日政治局会议又提及“加强基础设施建设”。19年12月，发改委紧急批复了一批基建项目，涉及金额2700多亿元。
2、专项债额度释放
与项目审批相匹配，中央政府在基建项目融资上也给予了大力支持。2019年11月，财政部提前下达了专项债务额度1万亿元。2月11日，财政部又发布消息表示提前下达2020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8480亿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5580亿元、专项债务限额2900亿元。提前下达额度共计达1.848万亿元，其中专项债额度1.29万亿元。
限额的放松使开年以来各地专项债发行脱缰。1月份各地发行专项债7148亿元，同比增长400.7%，占两次提前下达额度的55.4%，也撑起了1月份社融增量。月度发行额为专项债开始发行以来最高的，在此之前发行额度最高的为2019年6月的5267亿元。1月13日、1月16日、1月17日的发行额均突破了千亿元。
2月份专项债发行还算刹住了车，到2月下旬才拉开序幕，且日均发行规模上较1月份也明显降低，全月共发行2350亿元。1-2月共使用下达额度的73.6%，平均发行期限14.5年，平均发行利率3.46%。
从发行地区来看，1月份发行专项债较多的省份有广东省（占比19.5%）、山东省（占比11.1%）、福建省（占比8.2%）、江西省（占比7.4%）、河南省（占比7.3%）。从发行主体来看，除了深圳市、青岛市、厦门市为地级市政府，其他发债主体都是省级人民政府或直辖市人民政府。
2月份专项债发行中，上海市、重庆市、天津市三大直辖市领跑，分别占比14.3%、13.4%、12.7%。从发行主体来看，除了青岛市为地级市政府，其他发债主体都是省级人民政府或直辖市人民政府。
从相关文件中披露的资金用途来看，有超过70%比例的资金投向了交通运输、生态环保、水利工程、产业园开发等基建领域。而去年的这项比例是30%不到，大部分资金都投向了土储和棚改，而19年9月国务院常委会已经明确“专项债资金不得用于土地储备和房地产相关领域”。因此无论是从专项债总量来看还是从投向基建的比例来看，今年专项债对基建的支持力度都大大增强。
二、资金来源：钱从哪来？
1、历年基建投资情况
基础设施投资属于固定资产投资的一部分，按照统计局的标准，是指建造或购置为社会生产和生活提供基础性、大众性服务的工程和设施的支出。按照固定资产投资行业划分，包括以下行业：交通运输业（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城市公共交通业、航空运输业、水上运输业、管道运输业）、邮政业，电信业、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业，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然而关于基建究竟包含哪些具体的行业，尚没有涵盖全面、普遍认可的标准，本文采取统计局的标准以方便数据搜集和测算。
从历史数据来看，基建投资大体上经历了3次增速下跌以及2次强政策刺激。
2006年以前，基建投资总体增长较快，但增速也在波动中降低。2008年，在全球金融危机以及国内接踵而至的灾祸强压下，基建增速跌入谷底。对此，中央政府砸出“4万亿”猛药，其中1.8万亿投向了“铁公基”等重大基建项目，配套的还有项目自有资金比例限制的降低等，2009年社融增速上升至34%，而基建投资增速也在09年6月达到50%的巅峰，这一轮政策刺激中基建较好地承担起了经济托底的作用。
然而，“四万亿”的副作用也从2010年开始逐步显现，“四万亿”造成CPI持续高涨，为了缓解通胀压力，央行收紧了货币政策，社会融资成本上升，基建投资增速一路跌至2012年2月的-2.36%，这也是月度层面上基建投资首次出现负增长。
而这之后的触底反弹主要得益于货币政策的再次放松以及城投债、非标融资的井喷式增长，2012年城投债发行量总额达到7825亿元，同比增长达161%。
2018年、2019年基建投资增速再次断崖式下滑至3.8%，与核查清理PPP项目以及隐形债务问责有关，财政支出以及专项债额度等“正门”的扩大无法弥补非标等“偏门”的收缩，导致地方配套资金不足。
由此可见，基建投资的历次涨跌行情都主要都与资金面情况有关。近期宽松的货币政策也提升了政府投入对民间资本的撬动能力。
从年度数据来看，基建投资2013年、2014年的增速都在20%以上，2015年、2016年增速在17%左右，2018年、2019年增速很低，今年的基建投资增速应该能超过过去两年，但是难以达到2017年之前的水平，预计在10%左右，投资规模超过16万亿元（不含电力），这一增速对于对冲疫情的影响预计能起到一定效果。10%也是比较安全可持续的增速，像“四万亿”那样“大水漫灌”的政策虽然效果上立竿见影，但是其造成的通胀和产能过剩直到现在都没能完全消化，相信中央也会吸取教训，此轮对基建的刺激会相对缓和。
从投资行业来看，近几年投资占比最高的还不是说起基建首先想起的交通运输业，而是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2018年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占比55.4%，不过相比2017年有所降低。交通运输业投资占比41.5%，相比上年有所提高。邮政业、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业、互联网和相关服务占比很小，其中互联网和相关服务占比在2018年增加了1倍。
虽然近些年来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依然还有较高的提升空间，目前中国人均基础设施存量水平相当于发达国家的20%~30%。此外，中国地域辽阔，东、中、西部发展极不均衡，尤其是在交通建设领域，西部山地、高原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还较为薄弱。
2、基建资金来源分来
资金能否到位是基建项目能否落地的主要制约因素，基建投资的资金来源分为预算内资金、国内贷款、自筹资金、利用外资和其他资金。
国家预算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保基金预算四本账，目前国有资本预算中用于基建的规模很小，社保基金也是专用于社会保险体系的。
关于政府性基金是属于预算内资金还是自筹资金尚有争议，政府性基金预算是财政四本账之一，按理说应当是属于预算内资金，但是目前大多数人倾向于将其归类为自筹资金。就财政预算中与基建相关的科目数据与统计局基建资金来源数据对照来看，本文也倾向于认为统计局披露的预算内资金不包含政府性基金部分。因此预算内资金主要是从一般公共预算中划拨的，具体科目主要包括基建投资、车购税、灾后恢复重建基金和其他财政投资。政府一般债券的资金虽然不是政府自有财力，但也是纳入一般公共预算，因此也属于预算内资金。
自筹资金主要包含政府性基金预算，城投债等多项债券融资，PPP融资，信托、委托等非标融资。其中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来源主要为土地出让金收入以及政府专项债发行收入。近几年来结构上发生了较大变化，政府性基金占比有提高的趋势，而PPP以及非标由于监管趋严预计会持续降低。
国内贷款指报告期固定资产项目投资单位向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借入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各种国内借款，利用外资指报告期收到的境外（包括外国及港澳台地区）资金(包括设备、材料、技术在内)，其他资金主要包括社会集资、个人资金、无偿捐赠的资金及其他单位拨入的资金等。
从2018年的实际到位资金情况来看，自筹资金占比达到55.2%,其次是预算内资金，占比接近20%，国内贷款占比14.3%，其他资金占比10.7%，利用外资可以忽略不计。根据近几年的趋势，总体来说预算内资金和其他资金占比提高，自筹资金占比降低。
分行业来看，相对来说，交通运输业中自筹资金占比低于平均水平，国内贷款占比高于平均水平。邮政业以及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业资金来源基本由自筹资金构成，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以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中自筹资金占比也很高。不过由于交通运输业以及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的投资合计占基建投资的95%以上，资金来源结构基本是由这两个行业决定的。
3、政府自有财力增长乏力
一般公共预算
预算内资金主要是来源于一般公共预算。从总体趋势来看，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维持连年增长，但是增速基本逐年下跌。2019年全国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90382亿元，同比增长3.8%。考虑到2020年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为应对疫情可能进一步降税，预计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将进一步降低至3.0%左右，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19.6万亿元左右。
一般政府债券资金也是一般公共预算的资金来源，不过一般公共预算是有赤字率考核限制的。今年的赤字率预计不会打破3%的红线，因为数十年来我国政府一直保持了较为严格的财政纪律约束，这一指标具备很强的警戒意义，一旦突破将大大损伤国内外社会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虽然赤字率并不能全面反映我国的财政风险，目前4本账中只有一般公共预算纳入赤字率的涵盖范围，许多国外机构测算的我国财政负债率也远高于3%的水平，但是这一口径作为我国官方认可的口径，还是有较强约束力，即使在国内外经济形式最为严峻的2008年都没有超过3%。因此预计2019年赤字率会十分接近3%的警戒线但不会突破，一般政府债券发行不会大量增加。2019年的赤字率已经达到2.8%，尚有0.2%的提升空间。
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中投向基建的比例预计会有所提高，2016年2017年、2018年这一比例分别为10.5%、10.8%、10.5%。不过，提高的空间预计不会太大，因为一季度各级政府疫情防控开支较大，截至2月14日，各级财政已安排疫情防控补助资金901.5亿元，其中中央财政安排则已达到252.9亿元，而其他各项开支也有较强刚性，压缩空间不大，因此预计2020年一般公共预算中投向基建的比例在11.2%左右，则测算得出2020年预算内资金在基建投资上约能实际到位2.6万亿元左右（不含电力、热力、燃气和水的供应和生产）。
土地出让金与专项债
政府性基金主要有土地出让金以及地方政府专项债两项收入来源，其中土地出让金在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中的占比基本在85%以上，2019年占比达到90%。但随着专项债纳入口径，且发行有些提速，政府性基金此前用来衡量土地出让作用下降，用来衡量区域合规性的举债来源，有所提升。
2019年房地产信贷的收紧使得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收入增速明显降低。2020年，一方面受疫情影响销售现金流折损，另一方面信贷政策上预计也不会有太大的放松，房企资金链承压，根据亿瀚智库的数据，房企2020年将到期的信用债总额为7468.6亿元，在不考虑经营也需要大量资金的情况下，今年全年融资规模增速达到26.4%，才能刚好覆盖到期的债务。预计2020年房企在拿地上难以有大动作。且去年9月，国常会明确了专项债资金不得用于土地储备和房地产相关领域、置换债务以及可完全商业化运作的产业项目，那么这几类项目运作会更多占用土地出让金收入。因此2020年土地出让金收入对基建的支撑恐怕会被部分挤出。
专项债资金，受财政纪律约束，有一定增速，但仍有较大缺口。
4、外资、其他资金难挑大梁
利用外资
基金资金来源中外资占比很小，2017年、2018年外资实际到位资金仅290亿、305亿元，占比分别为0.2%、0.3%，对基建投资的影响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可粗略假定其增长率维持不变，则2019年可到位337亿元。
其他资金
2017年、2018年基建投资中其他资金实际到位额分别为1.23、1.24万亿元，预计2019年、2020年的其他资金规模是基本稳定的，预计依然处于1.2—1.3万亿元区间。
5、缺口补足选项
进过上述测算，如果2020年基建投资增速要达到10%，假设资金实际到位率维持81.6%不不变，则今年投入到位资金需超过13.5万亿元，比去年增加1.2万亿左右，前面分析到2020年政府自有财力对基建的支持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外资、其他资金投入本身体量过小，因此缺口补足的发力点主要在国内贷款、PPP、专项债、城投债这几项上。
国内贷款
2018年我国人民币贷款新增16.17万亿元，同比增加2.64万亿，而我们根据年鉴测出的基建投资实际到位国内贷款约为1.7万亿元，占人民币贷款新增额比例为10.5%。而2017年基建投资来源于国内贷款的资金约1.8亿元，占人民币贷款新增额比例为13.4%。2018年相对2017年无论是绝对值还是占比都是有所降低的。2019年统计年鉴没出，但是下半年开始基金项目开始回暖，而PPP、非标等融资渠道持续严监管，估计国内贷款是有所提高的。2020年，预计国内贷款也将成为重要发力点之一，尤其是政策性银行方面的支持会大大增强，这符合“脱虚向实”的政策导向。预计2020年国内信贷投向基建方向的增速会大大提高，总金额可能到达2.1万亿元左右。
PPP
PPP模式从自2014年推出以来，经历了早年的热潮期，2017年的严控期，近两年的平稳发展期。此次疫情之下政策是否会再次放松也引发了较高的关注。
2020年2月10日，财政部PPP中心发布《关于加快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入库和储备管理工作的通知》，文中提出要“加快项目入库进度，切实发挥PPP项目补短板、稳投资作用”。2020年2月11日，财政部办公厅紧接着印发了《污水处理和垃圾处理领域PPP项目合同示范文本》，这是2014年大力推行PPP模式以来正式推出的第一个合同范本。两个政策的出台将有助于PPP项目的规范运作，提高项目的落地速度，尽快取得投资效益。
但是中央政府开始重视PPP项目发挥的作用不代表其会放松监管，规范化依然是PPP项目发展的方向。2015年的社会资本的火热参与是建立在大量项目明股实债、政府兜底的基础上的。中央政府目前鼓励的是真正能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模式而不是名股实债，PPP的发展不会回到老路上。而对于真正风险共担的项目，社会资本参与的积极性不会太高，因为基建项目大多是投资大、回收期长且未来收益面临的不确定性很高，尤其是在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尚不明朗的情况下，社会资本对入股基建投资是会趋于谨慎的。且不是所有项目都适合PPP投资，在PPP机制设计中，社会资本方主要承担社会风险、运营风险，政府主要承担政策风险、合规风险，只有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市场化程度较高的项目以及医疗、养老、教育等现金流较为稳定的项目才是适合社会资本介入并分担风险的。而很多外部效应太强的基建项目实际上不太适合于采用PPP模式。易形成高负债成本的隐性债务，和政策基调相悖。
因此预计2020年PPP项目相比2018年、2019年会有所松绑，但是总体规模上不会大幅增长。
城投债
城投债、专项债均属于广义财政手段，不纳入政府赤字，相对一般公共预算赤字来说隐蔽性较强，造成信用危机和通货膨胀的可能性较小。
城投债方面，可用于基建投资的资金量主要与城投债净融资规模有关。2019年，城投债发行数量超过4千只，融资规模达3.39万亿元，总发行规模达到十年来新高。净融资量8227亿元，高于2017年、2018年，低于2015、2016年，总体来说2017年~2019年净融资规模是不及2014~2016年的。
2020年，基建项目增多，城投公司作为融资平台的使命尚在。虽然城投公司主要是在地方政府不能发债的背景下蓬勃发展起来的，2014年以来地方政府有了自主发债的权利，但是从历年发行和限额的情况来看，地方政府发债限额没有用完、城投债当年完成净融资两者依然同时存在。这可能是某些地区的债务限额已使用完，某一些地区没有，也可能是政府即使在有剩余地方债限额的情况下依然没有放弃城投公司发债融资的途径。地方政府这一举措的主要原因一是城投主体发债不会纳入地方政府预算，相对地方政府直接发债来说更加隐晦，另一方面城投信用与地方政府信用尚没有完全打通，城投违约和政府违约对于地方政府的影响还是有较大区别的，默认了事实存在下城投仍承担了一定的类财政的历史使命。
距离2027年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化解的最后期限尚有较长时间，这中间依然还有城投持续融资并完成置换的余地。预计2020年城投债发行规模还会继续上升，但是2020年到期城投债规模预计也将在2019年的基础上继续增长，根据中证鹏元的测算，达2.5万亿元左右。因此2020年城投债本身借新还旧压力较大，净融资额的增长有限。有效投放可能勉为其难。
但是换个角度而言，城投自身在此背景下，仍有一定的承担基建实施主体这一职能，短期持续经营能力尚可，安全性边际有一定提升。
专项债
由于专项债是专款专用，不像政府一般债务一样纳入一般政府预算，不受赤字率的约束，不会对市场利率造成较大影响，也不像城投债、非标债那样十分隐晦，不利于监管和控制，因此会成为2020年基建发力的重要突破口。
在2月24号新闻发布会上，财政部部长助理欧文汉表示，要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规模，按照“资金跟着项目走”的原则，指导地方做好项目储备和前期准备工作，尽快形成有效的投资。目前专项债额度已经提前下达1.29万亿元，已使用9498亿元。仅考虑基建领域，专项债发行相比2019年就需增加近万亿元。因此2020年专项债总体限额，预计将在2019年的基础上做大幅调整，大概率会超过3万亿元。19年9月明确的专项债不得涉房涉地为基建释放了一定空间，专项债用于基建的比例大幅提高，但这部分空间可能与土地出让金收入中被土储、地产相关项目被挤出的部分抵消较多，因此专项债限额目标还需大幅上调。
三、资金投向：被动迎敌or主动出击？
随着疫情持续蔓延，全球经济如临大敌，现货黄金突破前期高点1689.3美元/盎司，刷新2013年1月以来新高，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下跌21个基点至0.70%，续创纪录新低。
2009年，同样是面对重大危机，中国政府的 “4万亿”猛药主要着眼点是渡过眼前的难关，而非长期的规划，而此轮基建的则有着更长远的考量，不仅仅是短期内对经济的提振，而且要追求换道超车、逆风翻盘。在此次疫情中，虽然中国是疫情发源地以及重灾区，但是也正因如此，中国在防控以及治疗上都先行一步，已经有从劣势方转为优势方的迹象。在国际政治经济中也是如此，每一次危机也孕育着一次重新洗牌的契机。
此轮基建的目的绝不仅仅是为了逆周期调节或是基建补短板，主要从以下两点可以看出：1、投资规模最大的云南、福建、四川、河南等都不是中国经济最落后、基础设施条件最差或受疫情影响最为严重的省份。2、如果是为了补短板，首先应该是要将各省的板补齐，即优先级最高的为基础设施条件最差的省份修建公路、电网等最基础的设施，然而此轮基建中大力提倡的是5G基建、特高压、城际轨交等新基建。那么除了短期提振经济和补短板，此轮基建更多地体现长期的国际地缘政治布局以及在传统基建不足的情况下直接抢占新基建制高点以换道超车的目的，是一次有规划的主动发展、提高发展质量的举措。
1、国际政治
云南是本轮基建中重大项目规划投资规模最大的省份之一，我们以云南为窗口来看看本次基建背后的地缘政治布局。
在2月23日云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作业新闻发布会上，多个重磅音讯传来：云南省在施行“四个一百”要点项目和“补短板、增动力”省级要点前期项目方案的基础上，提出施行基础设备“双十”重大工程，构建快速、高效、智能、安全、绿色的现代基础设备网络。此次“双十”工程总出资额3.6万亿元，其中在建项目1.6万亿元，新建项目2万亿元。其中“互联互通”工程和“能通全通”两大项目的投资额均超过1万亿元。
此外，云南省“四个一百”重点项目计划也即将出炉，今年将推出525个重点项目，总投资约5万亿元，2020年计划完成投资4400多亿元。年内将建成香格里拉至丽江高速公路、大理至临沧铁路等一批重点项目，此外，将加快推进渝昆高铁、弥蒙铁路、滇中引水工程、4个区域性医疗中心、特色小镇、美丽县城等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将新开工建设澜沧至孟连高速公路、清水河大型水利工程等一批重点项目，还将加快推进昆丽高铁、国家植物博物馆等一大批重点项目的前期工作。
作为配套资金支持，云南省于1月6日发行了10笔专项债，共计450亿元，涉及收费公路、铁路建设、市政建设、医疗卫生等领域，其中投向基建的比例超过80%。
考虑到云南省经济对旅游业依赖较高，受疫情以及经济下行的影响，旅游人次将大大减少，云南省政府的公共财政收入也会受很大不利影响。转移支付方面，3月3日，财政部发布通知，预拨2020年中央对地方均衡性转移支付预算700亿元，以增强地方财政保障能力，此次下达金额为700亿元，加上已经下达的15332亿元，合计 16032亿元。但是根据通知的内容，此项资金的重点是“保障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支出”，预计能留给基建的余额不高。因此后续依然将有较大规模的专项债、城投债发行，专项为主，城投为辅。
为什么受疫情影响相对较轻的云南会成为本轮基建的排头兵之一呢？一方面，云南的现存基础设施条件确实较差，另一方面也与云南的地理位置有较大的关系。
前面我们提到，本轮基建并非仅仅是短期提振经济的手段，因此并非仅仅考虑各省受疫情影响的程度。云南和越南、老挝、缅甸三国接壤，与泰国、柬埔寨、印度等国家也相距不远，是中国辐射中南半岛乃至整个东南亚的重要门户，也是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唯一陆路交通要塞。
中美贸易战虽然阶段性破冰，但是美国在国际政治经济上对我国围追堵截从未停止，中美关系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维持貌合神离，因此与加强周边国家的往来、扩大我国与美国对垒的阵营的至关重要。东盟已经成为中美竞相拉拢的对象，目前也是其选边站队的关键时期。此前美国与东盟频繁互动，密集与东盟国家进行联合海上军事演习，加快建立“印太”地区多边军事网络安全，同时也是亚太棋局的重要一步。而中国利用地理位置毗邻的优势，加强与东盟在经济贸易上的往来，2020年前两个月，东盟已经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贸易总值达5941亿元，占中国外贸总值的14.4%。然而由于东盟国家在亚洲是较为弱势的主体，因此与周边亚洲国家交好的过程中也没有放弃在军事和安全上对美国的依赖，态度暧昧不明。因此，中国还要持续加强对其经济方面的互帮互助，使其在经济上对中国的依赖继续提高，并最终站队中方。
此次云南基建中的重大项目大瑞铁路、沿边铁路、玉磨铁路、沿边高速、跨境电网和智能电网基本都直抵中盟腹地的。玉磨铁路、大瑞铁路分别为泛亚铁路中线、细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沿边铁路则连接了泛亚铁路东、中、西线，泛亚铁路是2010年由亚洲18个国家正式签署的《亚洲铁路网政府间协定》正式确立下来的，是一座连接亚、非、殴三大洲的最大的“桥梁”和通道。
河南、陕西、山西一带的基建项目则是直接带动河西走廊一带经济发展，而河西走廊是我国直通新疆以及中亚地区的交通要道。几个重仓投资的省份，都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
2、新基建换道超车
我们不仅仅应当关注基建的总规模，更应当关注基建的结构，基建的总规模在短期内能发挥较大的作用，而基建的结构才是决定长期的投入产出效率的关键。近期以来，“新基建”一词在国家层面文件中频繁出现，已经成为2020年热词，一连串会议极大地强调了新基建的重要性。
新基建，与以“铁公机”为代表的传统基建相对，指发力于科技端的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含 5G 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七大投资领域。
基建作用于经济有三个时效的途径，首先是提振民众对经济的信心，这是最立竿见影的一条途径，基建投资计划发布时就能发挥作用。二是从项目落地开发开始，在项目建设过程中能够提供较多的就业机会，稳住就业率，短期内刺激经济。三是从长期来看，基础设施的完善能提升当地的营商环境，并能形成良性循环，这是持续时间最久的，但也是最难达到的。我们的基建投资计划应当要达到第三个作用，否则就犹如饮鸩止渴。因此我们的基础建设补短板不是要平均化，将东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在西部地区再复制一遍，而是要依需求而定，像东部发达城市，虽然基础设施条件在中国已经是遥遥领先了，但是这些区域为人口流入区域，传统的基础设施跟不上较高的人口密度以及更高层次的产业发展，因此需要大力建设5G网络、城际高铁等新基建项目。而部分中西部地区城市，区域没有资源或地理位置优势，没有产业支撑，人口流出严重，基础设施再完善也难以吸引投资，带动经济发展，最终是打造了一座座空城，白白浪费资源。
中国在传统基建上面已经积累了较强的实力，8小时拆除一座立交桥，9小时改造高铁站，10天建成临时医院，中国速度屡屡震惊世界。如果我们继续全身心扑在传统基建上，则传统“铁公机”达到发达国家水准也是指日可待，但是目前更重要的是要抢建新基建，在新基建竞赛的这一轮中不能再输于人后，因为新基建是新型产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环境，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先发优势效应很强，如果我们起步上落后于人，由其他国家率先掌握了核心技术，则再想赶上就很难了，除非等到下一次发生从互联网到人工智能这样的完全颠覆式的技术革新。
另一方面，新基建和传统基建虽然有很强的互补性，但某些新基建对传统基建也有一定的替代作用，能够事半功倍地达成传统基建的功能。例如教育资源是中国欠发达地区最为稀缺的资源之一，而直播可直接将教育资源下沉至各个村落。
中国在移动支付上已经实现弯道超车，人工智能领域相比欧美国家也是各有所长，新基建毕竟还是一种基建设施，也具有传统基建投资额大、回收期长、回报不确定、外部性强的特点，对这类设施的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超强的社会凝聚力、“集中办大大事”的魄力是非常有益的。
截至目前，已经有8个省份提出了具体的5G基站建设计划，明确了年内新建5G基建的数目合计将超过27万个。特高压方面，根据《国家电网2020年工作任务》的规划，年内将开工建设并建成特高压线路12条，投资总规模高达1500亿元。其他几大领域虽然没有公布具体的投资规模计划，预计除了新能源充电桩投资规模稍小，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预计都会是上千亿的规模。
对于2020年的中国来说，基建投资应当传统基建、新基建双管齐下，传统基建依然占大头，是经济托底的主力军，新基建则是中国在此次国际社会重大危机下逆风翻盘的、抢占制高点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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