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性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研究系列三：浙江省银行业发展状况

浙江省作为全国经济发达省份之一，整体经济运行平稳，区域信用环境稳定，近年来在宏观经济形势下行压力上升、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冲击以及外向型经济产业链转移、经济结构持续调整的背景下，浙江省银行业在资产结构、信贷结构、负债结构等多方面随之进行调整，一方面优化各类业务结构，另一方面加强对风险的把控，应对经济下行期对资产质量的冲击。但利率市场化以及经济环境的压力使得浙江省银行业在盈利能力和资本充足率等方面均承受一定挑战。本文将在区域经济环境、信用环境的基础上分析浙江省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发展状况，总结其发展特点以及风险关注点，并在文末对其未来发展进行展望。

1.浙江省区位优势明显，民营经济活跃，经济体量和增速居全国前列。

作为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浙江省具有良好的区位经济优势，活跃的民营经济和外向型经济推动全省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推出“一村一品、一地一业”的特色产业起步以来，浙江省逐步形成了涵盖制造、加工、建筑、运输、养殖、纺织、工贸、服务等多个领域的块状经济格局，产业集群化效应在区域经济发展中起到了明显的助推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较为活跃的民营经济体系，是我国省内经济发展程度差异最小的省份之一。浙江省民营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各区域均形成了较具有特色产业链，有着较大规模的特色化、专业化的产销基地作为支撑。同时得益于我国科技和互联网等产业的快速兴起，浙江在传统制造业的基础上，诞生了一批头部互联网和制造产业，如阿里巴巴和吉利汽车等，在民营经济的强势拉动下，浙江省经济发展具有较强的活力以及创造性，地方经济体量和增长速度居于全国前列。

从近年来区域经济相关数据看，浙江省地区生产总值增速均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占比相对较高，第三产业对地区生产总值贡献度呈上升趋势；从各省市地区生产总值排名情况看，2019年和2020年浙江省地区生产总值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排名均为第4名。

对比来看，在全国经济增长进入下行期阶段的时期，浙江省经济增长表现依然突出，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且每年GDP增速均高于北京、上海、广东和江苏等经济发达省市。较好的经济发展环境为当地工业产业、居民消费以及投资等均产生了正向激励作用。

民营经济是浙江省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2020年浙江省内民营经济增加值占浙江省生产总值比重约为66.3%，规模以上工业中的民营企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5.8%，增加值占比为68.2%；规模以上服务业中的民营企业营业收入增长11.8%；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59.8%；民营企业货物进出口占全省总额57.3%和82.1%；民营市场主体776万户，其中私营企业260万户，占企业总量的92.3%；民营经济创造的税收占全省税收收入的73.9%。此外，近年来，浙江省设立了“互联网+”、生命健康、新材料三大科创高地建设的发展目标，地方传统产业加快向新产能改造升级，持续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市场活力，整体发展质量得到进一步提升。浙江省民营经济发展水平及活跃度相对较高，一方面得益于在产业集群化效应下，民营企业能够在集群化产业群中削减经营成本，经营效率及经营质量得以有效提升；另一方面在集群化产业发展模式下，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间竞争将会更有效促进企业生产新技术的快速迭代，进而提高企业在市场间的竞争力。但是，仍有一部分产业及企业面临新旧产能转换的压力，需关注相关产业及企业在产能升级期间的经营压力。

浙江省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一方面与民营经济的活力紧密相连，另一方面与其自身的外向型经济发展密不可分。2017年4月，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成立，并于2020年在全国率先实现扩区，扩区后涵盖宁波片区、杭州片区和金义片区，分别在国际航运枢纽、人工智能、国际金融科技发展、跨境电商、数字经济以及小商品自由贸易中心、数字贸易创新等多个领域进行发展。随着各项政策的落地，或将进一步促进浙江省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从数据来看，浙江省进出口金额占全国进出口金额的比例维持在12%以上，并且呈逐年上升态势，与江苏的差距逐年拉进。但另一方面，鉴于近年来中美关系的紧张以及全球疫情的扩散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未来浙江省外向型经济发展动力或将面临一定挑战。

2.良好的经济环境，为浙江省金融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从金融业发展角度来看，浙江省较为突出的区位优势，以及领先的经济增速为地方金融行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基础。近年来，浙江省金融业整体发展平稳，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不断攀升，自2016年以来浙江省社融规模呈快速增长态势，并且其社融占全国社融的比例明显高于上海和浙江等经济发达省市。较好的社融增长体现了浙江地区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强有力的支持能力。

3.浙江省信用体系建设持续完善，区域内信用债违约率处于全国较低水平，整体信用环境优良。

良好的区位经济优势以及辖内信用体系建设的持续推进，有助于省内良好信用环境的形成，浙江省内信用债违约率处于较低水平。近年来，浙江省在政府的带动下积极推进信用体系建设，在信用建设体系化、规范化、数字化水平上不断强化，颁布《浙江省公共信用信息管理条例》，建立信息归集、信用评价、协同应用、联合奖惩等制度；实施信用“531Ｘ”工程，建立针对企业、自然人、社会组织、事业单位和政府机构5类主体的公共信用指标体系、信用综合监管责任体系、公共信用评价及信用联合奖惩体系，并对重点领域失信问题进行专项整治，在杭州、温州、义乌成功创建国家首批信用示范城市。根据联合资信统计，浙江省公开发行债券近七年平均违约率在全国22个出现违约企业的省和直辖市中处于违约率最低水平；2019—2020年，浙江省分别新增3家和2家违约主体。

浙江省城市信用环境指数排名靠前，信用环境优良。根据国家公共信用信息中心对城市信用环境的综合信用指数排名来看，截至2021年7月末在全国36个省会及副省级以上城市中浙江省杭州市和宁波市分别排名第三和第十一，前20名地级市综合信用指数排名中，浙江省地级市占6位。该排名从信用制度和基础建设、营商环境、信用监管、权益保护四个方面进行综合评价。浙江省内城市在相关指数排名中比较靠前，反应出区域内整体信用环境优良。

作为我国经济运行发展发达省份，浙江省金融机构数量众多，省内法人机构包含城商行13家，农商银行82家以及80家村镇银行等。为保证数据可得性，我们选取已在公开市场发行债券的银行金融机构作为样本进行分析，其中包含13家城商行和40家农商银行。为简化样本分类，我们将省内银行样本通过城商银行和农商银行进分类，因样本量及样本选取受限，可能导致本报告分析结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1.资产结构及资产质量分析

1-1.信贷资产结构逐步调整，对民营、小微和个人贷款的支持力度加大，信贷信贷资产质量居于全国较好水平。

随着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浙江省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不断上升，信贷资产投放逐步向民营经济、个人贷款以及小微企业倾斜；另一方面需关注部分商业银行股东过高比例股权质押，以及利用股东地位影响商业银行信贷政策，过高比例投放房地产等严监管行业。浙江省银行业金融机构以“六个千亿”投资工程，杭州、宁波、温州、金义四大都市区建设，凤凰、雄鹰和雏鹰三大计划为重点，推进省内重大发展战略和项目建设落地。浙江省通过构建帮扶企业“白名单”制度、服务民营企业长效机制等方式，民营经济常年处于全国领先水平，为省内银行业机构提供了有利的发展环境。根据《浙江省金融运营报告（2021）》，截至2020年末，浙江省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14.4万亿元，比年初增加2.2万亿元，同比增长18.0%；民营经济贷款、普惠小微贷款、制造业贷款分别新增9960亿元、6022亿元、2364亿元。同时，浙江省银行业金融机构积极贯彻绿色金融业务拓展，建设绿色审批专项通道，加大对绿色产业的信贷支持力度。根据浙江省银行业协会发布的《2020年浙江银行业社会责任报告》，截至2020年末，浙江省绿色信贷余额达1.09万亿元，比年初增加2262亿元，占各项贷款余额的7.62%；全省发行32只绿色债券，发行规模达248亿元，发行数量和规模均居全国前列。另一方面，部分浙江省的商业银行在民营房地产企业成为商业银行的战略投资者后，贷款投向房地产、建筑行业的业务占比不断上升，且存在过高比例股权质押的情况，考虑到目前监管对于房地产行业融资的限制政策，部分省内商业银行的房地产贷款风险值得关注。

得益于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自身产业较为成熟等因素，浙江省银行业金融机构信贷资产质量保持在较好水平；但另一方面，由于外向型经济对国际经济与政治环境依关联度较高，在中美贸易战升级以及疫情环境下产业链转移背景下，企业或面临一定经营压力，从而对银行业资产质量维持产生不利影响。2018年以前，由于浙江地区民间借贷以及担保互保现象普遍，在当时“三去一降一补”的大政策背景下担保链出现断裂，导致省内银行业资产质量承压，整体信贷资产质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近年来，随着互保链的解开以及银行加大对不良信贷资产的处置清收力度，整体信贷资产质量明显改善，不良率显著下降。目前来看已经优于全国平均水平，与经济发达省市相比而言，贷款资产质量要优于广东和江苏。2020年以来，受经济下行压力影响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略有上升。根据《浙江省金融运营报告（2021）》，2020年，浙江省银行业金融机构全年共处置不良贷款1429.1亿元，同比增加70.0亿元；截至2020年末，浙江省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余额为1402.0亿元，不良贷款率为0.98%，比年初上升0.07个百分点。但浙江省的外向型经济使得区域内企业对于进出口贸易依赖度较高，当前中美贸易战逐渐升级，部分以美国为核心的贸易组织尝试逐步降低对华贸易依赖度，同时伴随着疫情环境下运输成本上升和产业链向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家转移，浙江省与外贸密切相关的企业或将面临一定冲击。需关注在当前经济环境和政治局势下，企业经营压力上升给浙江省银行业信贷资产质量带来的负面影响。

浙江省银行业不良基本维持稳定，城商行和农商行信贷资产质量改善程度有所差别，得益于2018—2019年农商行改制以及不良处置力度加大，农商行不良率下降较为显著。分层来看，以本文所选取样本为例，浙江省城市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呈持续改善态势，农商银行2018—2019年大规模的清收与核销不良贷款，同时部分农商行于2018年左右进行改制，通过政府入股以及股东购买等形式消化不良，使得不良贷款率前期下降明显；而城商行信贷资产质量较为平稳，逐步改善，整体而言城商行和农商行不良贷款率逐渐趋近。具体而言，根据样本数据，对于规模较大的农商银行不良率受疫情影响较大，主要是由于规模较大的农商银行资本实力相对较强，因此参与企业授信规模较多，在疫情以及产业链转移影响下，大额信贷风险有所暴露，导致较大规模的农商行不良率下降相对较缓。从样本中的贷款拨备情况来看，截至2020年末，浙江省城商行的拨备覆盖率处在200%至300%区间较多，而宁波银行和杭州银行作为头部城商行，拨备情况明显优于其他城商行；浙江省的农村商业银行拨备情况相对更充足，拨备覆盖率处在300%以上的占比高。整体来看，浙江省银行贷款拨备保持在充足水平。

1-2.浙江省银行业投资资产配置策略趋于审慎，然而部分城商行由于早期非标产品投资较为激进，部分产品已发生违约，虽然整体规模逐步压降，但非标投资违约产品处置难度较大，对城商行资产质量管理产生负面影响。

浙江省银行业投资资产配置策略在遵循监管政策和指导意见的前提下，根据市场化原则，主要配置利率债、信用债和非标投资资产。由于浙江省银行业整体管理较为稳健，一般拥有较好的监管评级，在投资自主性上空间较大，故同其他地区银行相比投资配置相对灵活，也导致其早期参与了相对较多的非标资产投资。

浙江省银行业投资策略趋于稳健，非标资产占比呈持续压缩态势。2018年以来，我国经济转型发展，导致部分产业和行业在环保政策以及去产能政策的影响下出现风险积聚；房地产行业政策持续收紧，大型房地产企业陆续出现违约；同时伴随着经济增速放缓以及疫情反复持续冲击我国制造业、旅游业以及服务行业，导致市场上类信贷非标资产以及信用债市场违约率上升，在监管政策收紧的双重压力下，迫使浙江省银行加快调整投资资产结构，更加偏重于低风险债券投资，利率债与高等级信用债投资配置明显上升，非标类资产投资规模呈持续压缩态势。

浙江省城商行早期非标产品投资规模较大，在经济下行期部分涉及地产等行业的非标投资出现违约，关注相应产品违约给银行资产质量管理带来的压力。从样本银行分层观察来看，浙江省内城商行2018年以前非标类资产投资规模较大，近几年部分银行已涉及非标产品违约，在风险积聚的背景下，此类银行对非标产品投资压缩幅度较大。但部分城商行投资资产仍然受此前非标资产质量恶化影响，尚在消化不良投资资产的阶段。而中小型农村商业银行投资策略相对更加审慎，标准化债券投资占比约维持在80%以上，非标投资占比较低，面临的风险相对可控。

2.客户存款依旧是银行的主要负债来源，对于市场融入资金的依赖度逐渐下降，高成本储蓄负债对于农商行成本管控带来负面影响。

近年来，浙江省银行业负债规模平稳增长，其中存款增长为其负债的主要增长动力来源；相较而言，城商行对于市场融入资金的依赖程度显著高于农商行。从样本银行负债结构来看，市场融入资金的规模基本维持稳定。具体来看，近年来城商行在逐步放缓主动融入资金的速度，相应市场融入资金占负债的比重持续下降，但占比相对较高；而农村商业银行由于自身业务发展更倾向于传统存贷款业务，同时经济下行导致企业信贷有效需求放缓，以及农商行在资金业务人才吸引能力方面相对较弱，因此对市场融入资金的需求低，占比较为稳定。

从存款结构来看，公司存款的拉动作用较为突出。截至2020年末，浙江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15.23万亿元，较上年末增长15.94%，增速较上年略有提升。其中，住户存款占比40.44%，增速较去年有所下滑。从样本数据来看，不同类型银行的存款来源具有一定差异性，城商行对储蓄存款的依赖性相对较低，农商行相对更多的依赖储蓄存款。主要是因为农商行在较为下沉的网点覆盖面上而言具有一定的个人客户营销优势，而城商行在资本实力以及与政府合作方面具备较强竞争力，因此公司存款为此类银行的主要来源。整体而言，得益于浙江省区域经济保持较强活力，银行业在存款发展上面临的压力相对较小；同时整体储蓄存款维持在40%以上，存款稳定性较好，并且中小型农商银行拥有更高的个人存款占比，存款稳定性更强。但同时储蓄存款一般具有更高的存款成本，也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中小农商银行的负债成本。

3.浙江省银行业收入实现能力较好，收入结构较为稳定，随着业务回归本源，利息净收入占比上升；同业竞争加剧、利率市场化以及减费让利政策均对银行业利润空间形成挤压。

浙江省内区域性银行收入结构相对较好，盈利能力相对较强；但净利差有所收窄，且较高的减值准备计提不利于盈利能力体现。从选取样本中反映的收入结构看，近年来，浙江省内区域性银行利息净收入、手续费与佣金净收入和投资收益之和呈逐年上升的态势。其中，利息净收入仍为浙江省内区域性银行的主要收入来源，且占三类收入渠道之和的比重呈小幅提升的态势，2018、2019和2020年利息净收入分别占当年营业收入的68.67%、67.68%和71.89%；投资收益增速及占三类收入渠道之和的比重有所下降，但投资收益占三类收入渠道之和的比重相对适中，2018、2019和2020年投资收益分别占当年营业收入的23.06%、22.35%和22.51%；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占三类收入渠道之和的比重持续保持在相对较低水平。从收入结构可以得出，浙江省内区域性银行在保证信贷资产投放能够带来良好收益的同时，对于富余资金的营运能力相对较强，整体收入结构相对良好。近年来，在国家倡导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让利于实体经济、小微企业等政策的持续推进，以及浙江省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已于2020年内完成存量浮动利率贷款定价基准的转换的影响下，浙江省内区域性金融机构贷款定价水平持续下降，叠加同业揽存竞争力持续上升带来的负债成本增长，共同导致近年来利差水平持续缩窄，2018、2019和2020年净利差平均值分别为2.77%、2.46%和2.02%。此外，浙江省区域性金融机构持续加大资产减值损失的计提力度（见图10），对利润实现形成一定影响，近年来净利润增速明显下降，相关收益率指标有所下降，但相较于其他地区同业机构来看，仍处在相对较好水平。

4.整体资本充足率维持在较好水平，省内城商行在资本补充渠道上拥有一定的优势，农商银行由于在2015—2018年改制时进行增资扩股，资本充足水平高于平均水平。但另一方面，农商行资本补充渠道较为有限，或将对未来业务发展形成一定制约。

近年来，随着资产端信贷与非信贷业务发展对资本形成的消耗，浙江省内区域性银行各级资本充足率样本平均值呈持续下降的态势，但资本仍保持充足水平；浙江省内农商银行资本充足率平均值高于城商行资本充足率平均值，但省内城商行较农商银行而言，更易获得来自股东的资本补充。近年来，浙江省内区域性银行主要通过利润留存、发行二级资本债券、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的方式进行资本补充，部分银行通过增资扩股的方式对资本进行有效补充。截至2021年12月20日，浙江省内城商行和农商银行中，共有49家在公开市场有存续二级资本债券，有11家在公开市场有存续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另有2家城商行为上市银行，浙江省内银行发债个体数量相较其他省市相对较高，相较其他地区银行能够形成一定的资本补充优势。此外，2020年，浙江省政府通过发行专项债的方式向温州银行补充资本50亿元。考虑到浙江省区域性银行整体信贷资产质量相对较好、盈利能力相对较强、整体资质较好的特点，一方面良好的盈利水平能够为自身带来较好的资本内生能力，同时，较好的资质也为有利于其通过公开市场等多元化渠道补充资本。但另一方面，目前由于资本市场监管要求的提升，部分银行上市计划受阻，通过资本市场提升资本的效率有所下降；此外，由于浙江省内农商银行众多，受自身信用水平以及资本工具的劣后偿付顺序，加上包商银行事件影响，农商银行在债券市场获得资本补充的能力受到冲击。

从浙江省内城商行及农商银行资本充足率平均值差异情况看，近年来，浙江省内农商银行资本充足率平均值略高于城商行资本充足率平均值水平，一方面系农商银行个体体量相较城商行而言体量相对较低，对具有一定规模或资金需求相对较高的客户服务能力相对较弱，且农商银行主要集中于地方县域，客户类型中涉及风险权重相对较小的小微企业及个体工商户等占客户总量比重相对较高，带来的资本消耗相对较低。但是，近年来，浙江省内城商行资本充足率平均值呈上升趋势，一方面系城商行近年来业务拓展相较于省内农商银行而言在资本消耗力度方面相对较高，对资本补充需求高于省内农商银行，且浙江省内城商行多由地方政府参股，相较于普遍由民营股东组成且股权结构散的省内农商银行而言，省内城商银行股东增资意愿相对较高，相对较易获得来自股东的资本补充。

整体看，得益于浙江省经济在全国范围内处于头部地位，整体经济运行较为平稳，浙江省银行业整体表现良好，资产与负债业务均稳步发展，各项监管指标维持稳定，信贷资产质量整体处于行业较好水平，拨备和资本充足。但经济增速明显放缓，疫情变化仍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房地产行业风险化解难度较大，同时外向型经济受国际经济环境和政治环境的影响较大，浙江省商业银行未来在资产质量以及盈利能力方面或面临一定挑战。

资产方面，在目前房地产以及高能耗高污染行业风险上升的情况下，部分非标投资仍面临较大的违约风险，银行压降非标资产的压力仍然存在；鉴于信用债市场违约风险上升，银行信用债配置策略趋于审慎，以降低投资资产信用风险，未来银行对利率债的配置需求或将进一步上升。信贷资产方面，在企业经营压力上升的大环境下浙江省银行业仍面临信用风险管理挑战，因此部分拨备覆盖水平较低的银行，仍面临一定的拨备计提压力，以应对经济下行期的资产质量下滑可能。在进一步分散风险，压缩单笔贷款规模，适当增加有效抵质押物以缓解资产质量下行压力等方面仍有较大空间。

资本补充方面，随着业务规模的扩张以及对不良资产消化处置的需求，浙江银行业仍面临一定的资本补充压力。未来，在监管机构创新损失吸收机制以及新型资本补充工具的鼓励下，银行业将进一步加强债券市场融资能力，积极尝试通过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永续债以及转股型二级资本债券等方式进行资本补充，此外，中小型银行或将借助政府专项债等渠道获得资本支持以应对资本补充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