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数西算”是安全战略还是经济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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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3-28 17:02 2421 0 0
近期的国际局势很紧张,让很多中国人也为之担忧焦虑。针对这一事件,我们可以解读出很多的东西,其中,最受关注的是信息安全问题。

来源 | 零壹财经

作者 | 李亚鑫

近期的国际局势很紧张,让很多中国人也为之担忧焦虑。虽然我们没有受到直接的安全威胁,经济方面的影响也并不明显,但某些看似遥远的消息,却让我们很难不联想到自己,很难不想到一些让人头皮发紧的安全问题。比如,冲突一方因为受到打击而导致互联网中断,不得不向外国的卫星通信系统服务商求助。

针对这一事件,我们可以解读出很多的东西,其中,最受关注的是信息安全问题。因为,我们已经高度依赖的互联网通信系统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安全。要知道,如今的中国,数字化程度已经是全球领先了,不仅仅是普通人的工作和生活离不开互联网,我们的经济也已经对互联网形成了高度依赖,数字化也已经成了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增长动力。

以至于每次互联网大厂的服务器故障宕机,都会引发一场全民吐槽,以及大量公司停工。很难想象,如果有一天,我们遭遇了更长时间更大范围的服务器故障,那场景将是何等样的悲凉。所幸,为了防止这一天的到来,我们已经在未雨绸缪。

大家好,我是零壹君,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了解数字科技,读懂数字经济。本期视频我们讲一讲近期非常热门的“东数西算”工程,看一看这个“庞然大物”背后的故事!

↓↓“东数西算”是安全战略还是经济战略?↓↓

可能有一些朋友还不知道“东数西算”到底是什么,别着急,零壹君先给大家科普一下。“东数西算”中的“数”,指的是数据,“算”指的是算力。

如果说石油是工业的血液,那么数据就是数字经济时代的石油,谁掌握了数据,谁就掌握了数字经济时代的金钥匙。但光有数据还不够,还必须要让数据“用起来”,这就需要算力的加持。

作为数字经济浪潮中最重要的生产力,算力已成为全球战略竞争的新焦点。衡量一个国家算力水平的重要依据就是计算力指数,根据《2020全球计算力指数评估报告》显示,我国目前以66分的成绩位居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的75分。《中国算力发展指数白皮书》进一步指出,2020年我国算力规模已达135EFlops即一万三千五百亿亿次浮点运算,算力规模同比增加了48EFlops,增速达55%,高于全球平均增速16个百分点。而随着数字技术向社会各领域的持续推进,我们对算力的需求还将快速增长。

不管是数据的存储设备,还是提供算力的计算设备,以及数据和运算结果的传输,都离不开一种载体平台的支撑,那就是数据中心。

按常理来看,中国的数据中心应该多布局在数字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而事实上,在过去几十年,我们也是这么干的。

而“东数西算”工程,说白了,就是把东部地区实时获取的数据“运送”到西部地区进行存储和计算,在西部地区建立起国家算力枢纽节点,打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布局不平衡的现状,使数据价值能够最大化。

根据官方说法,国家将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内蒙古、贵州、甘肃、宁夏等8地建设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并规划了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打造出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该工程也是继“南水北调”,“西电东送”,“西气东输”之后,我国又一项空间与资源协调配置的战略性工程。

但与南水北调、西电东送、西气东输不同的是,这次调配的不再是自然资源,起决定性作用的也不是区域间的供需结构矛盾。同时,东数西算和十多年前的东部制造业向西部转移也有很大的差异,转移的不再是低端落后产业。综合来看,东数西算与五十多年前的“三线建设”或许更有可比性。

1964年,时任总参谋长罗瑞卿将军按毛主席指示做了一份调研报告,这份报告指出——我国工业过于集中,大城市人口密集,主要基础设施集中在东部城市。彼时的中国腹背受敌,北有苏联,东有美日,西有印度,如果多方同时发难,东部必然率先遭到打击,而一旦中国东部工业损失殆尽,我国几无还手之力。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毛主席大笔一挥,开启了轰轰烈烈的“三线建设”,在加强国防为中心的原则下,将工业和一些技术人才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从地图上看,如今开展的“东数西算”工程,似乎也在追随先辈们的脚步。

当然,与“三线建设”相比,东数西算更强调增量的转移。同时,东数西算的背后还有更多的经济方面的考量。

首先就是成本。数据中心素来有“不冒烟的钢厂”和“电老虎”之称,活脱脱一个多占、高耗的“吞金兽”。长期以来,我国承载算力的数据中心就存在资源错配的现象,从而大大限制了算力的增长速度。东部地区数据多、需求大,但土地水电等配套资源紧张,西部地区气候适宜能源丰富,但数字产业发展水平低。拿电力资源来说,一些西部地区就存在严重的窝电现象,大量已发出的电既没地方用也没办法储存,最终白白浪费。电力富余的西部地区,简直就是为数据中心量身打造的。而“东数西算”工程将实现算力资源的“腾笼换鸟”,在东部地区着重保留工业互联网、自动驾驶、金融证券、智慧城市等有低时延要求的数据处理工作,将那些非实时算力需求的数据处理工作转移、增建到西部地区。

其次,“东数西算”工程将显著提升我国整体算力水平,实现算力资源的高效配置,对我国数字经济和GDP增长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根据浪潮信息联合国际数据公司(IDC)发布的《2020全球计算力指数评估报告》显示,计算力指数平均每提高1个百分点,数字经济和GDP将分别增长3.3‰和1.8‰。一些权威机构和专家估算,“东数西算”工程每年投资体量会达到几千亿元,对相关产业拉动作用会达到1:8。另外,根据国家发改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副主任徐彬的说法,“东数西算”每年能带动约4000亿元的投资。

最后,“东数西算”工程将促进我国绿色产业发展。举个典型的例子:京津冀枢纽规划设立的张家口数据中心集群。该数据中心集群计划在怀来建设一个占地1000亩的大数据产业基地,首期计划于今年7月投产,总的服务器数量将达50万台。而到2025年,这里将达到300万台服务器的集聚。除机电和土建等方面的投入外,该项目还计划在张家口地区配建风、光发电项目。截至目前,张家口市的可再生能源装机已突破2300万千瓦,风电装机规模位列全国首位。如果不出意外,该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成为一个“零碳”大数据产业基地。如果“东数西算”工程在全国开展顺利,大量的数据中心可以建在西部,就能有效提高对绿色电力的使用,“如果使用率能提高到80%,那么到2025年,就能减少1.6个北京市的总碳排放量。”

对“东数西算”的前景我们满怀信心,但是作为一项影响深远,规模浩大的工程,其落地难度不言而喻,面临的挑战也是多方面的。

第一个挑战,是如何科学搭建算力平台,做好全国“一盘棋”从而实现统筹调度,避免各地区的重复建设和产业链上下游的需求错位。从过去的新兴产业发展经验来看,各地都有所谓前瞻规划的习惯,产业定位上也有高举高打的传统,更有争先机抢项目的冲动,难免就会产生重复建设和同质化竞争,甚至出现产业配套与实际需求不匹配的情况。所以,也需要中央做好顶层规划,参建地方政府协同布局。

至于第二个挑战,则在技术层面——通信网络的建设,如何同时满足长距离传输和低时延两个要求。虽然我们将一部分有低时延要求的数据中心留在了东部,但这显然无法满足全部的低时延算力需求。所以,“东数西算”的顺利实施,必须依赖于高品质的网络基础设施。中国联通研究院副院长、首席科学家唐雄燕曾表示,“东数西算”在网络的带宽、容量和低时延方面有较高的要求,需要全光网络才能支撑起。就目前的技术而言,在构建横贯东西的光缆架构过程中,业界一般认为可以采用G.654E光纤,该光纤适合5G长途干线的建设,但其工艺要求较高,成本也远高于传统的G.652光纤。

值得注意的是,去年6月11日,华为宣布联合欧洲领先运营商成功完成了业界首个单波速率1.66Tb/s的DWDM现网测试,也就是说单个波道每秒传输的数字信号容量为1.66tb,可以更好地解决时延问题。更重要的是,这一测试是基于标准G.652光纤进行的,换句话说,成本更低。不过这一测试主要是为了前沿技术研究,离商用还有较长一段距离。

但即便是成功商用,解决了容量和速率问题,也还是要面对一个终极问题,香农极限。如果要满足当前海量的数据传输需求,骨干传输系统的单波速率就应当从100Gb/s升级到200Gb/s乃至400Gb/s。理论上,光纤容量越大,速率越快,但受制于香农极限,实际应用中光纤单波200G在无电中继的条件下大约能传输1300公里,而400G只能传输200多公里,因此需要在骨干网络中增设大量的中继设施,维护成本将大大提高。我们的数据仍旧在呈指数级增长,未来我们将需要更大的传输速率。如何满足未来庞大的数据传输需求,将是工业界和学术界共同的难题。不过,最近看到一则新闻,说华为要探索语义通信等新理论,尝试超越香农极限,为通信打开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但这依然还是在理论探索阶段,距离真正落地还隔着好多个小目标。

最后,“东数西算”的落地还将面临数据治理方面的难题。通俗地讲,数据到了西部,西部如何规范利用、保护、管理,其实并没有积累太多的经验,所以数据的安全性、隐私的保障、数据合法流通等方面存在较大的风险。要知道,我国数据治理产业整体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相关理论研究和立法相对滞后,数据的确权、定价、流通都还存在一些障碍。而东西部在数据治理体系、技术能力、流通和应用场景等方面又存在显著差异,西部地区在承接了大量数据后,其治理能力能否跟得上,还很难判断。

总的来说,不管是前面提到的建设统筹问题,还是面临的技术局限,亦或是数据治理难题,都不会影响东数西算战略的落地实施。要么摸着石头过河,无非是稍慢一些,要么选择折中的解决方案,无非是稍贵一些。要知道,东数西算的背后,除了经济战略,也是安全战略。永远不要低估中国人维护安全和平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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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韬律师,现为河南乾元昭义律师事务所律师。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法学学士,中国政法大学在职研究生,美国注册管理会计师(CMA)、基金从业资格、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资格。对法律具有较深领悟与把握。专业领域:公司法、合同法、物权法、担保法、证券投资基金法、不良资产处置、私募基金管理人设立及登记备案法律业务、不良资产挂牌交易等。 刘韬律师自2010年至今,先后为河南新民生集团、中国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平顶山银行郑州分行、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郑州高新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光大郑州国投新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光大徳尚投资管理(深圳)有限公司、河南中智国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兰考县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郑东新区富生小额贷款公司等企事业单位提供法律服务,为郑州科慧科技、河南杰科新材料、河南雄峰科技新三板挂牌、定向发行股票、股权并购等提供法律服务。 为郑州信大智慧产业创新创业发展基金、郑州市科技发展投资基金、郑州泽赋北斗产业发展投资基金、河南农投华晶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河南高创正禾高新科技成果转化投资基金、河南省国控互联网产业创业投资基金设立提供法律服务。办理过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设立、法律文书、交易结构设计,不良资产处置及诉讼等业务。 近两年主要从事私募基金管理人及私募基金业务、不良资产处置及诉讼,公司股份制改造、新三板挂牌及股票发行、股权并购项目法律尽职调查、法律评估及法律路径策划工作。 专业领域:企事业单位法律顾问、金融机构债权债务纠纷、并购法律业务、私募基金管理人设立登记及基金备案法律业务、新三板法律业务、民商事经济纠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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