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晓怿
随着新一轮疫情对经济运行造成持续的影响,以及外部环境带来的不确定性持续扩大,国务院新落实了一批减税降费措施,以及“稳市场主体”的配套政策。但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已出台政策的力度并未完全满足维持经济稳定的相关要求,市场主体的运行压力仍然很大;新一轮疫情对实体经济造成的影响继续扩大,预计持续的时间也在延长。
这就意味着,后续政策仍然需要财政政策的继续发力,部分地区财政能够实现的收入也将比预算数有所下滑,地方财政的压力再次扩大。并且,虽然地产政策有所放松,但目前地产行业的主体风险仍未能完全去除,行业主要动作仍是存量并购,新增土地的需求仍然较弱,大部分地方政府仍然无法期望通过土地出让金来改善当前的财政紧张状况。
在这样的压力下,地方财政将面临新的压力与挑战,也意味着地方财政对地方城投的支援能力进一步下降,城投的债务风险再次暗流涌动:
财政自身难保,难以支撑城投
从近期疫情防控以及外部环境带来的压力来看,地方财政所面临的短期收支压力相当之大,并且可以预期的是,后续“六保六稳”支出还将随着整体压力的增加而持续扩大,地方政府将迎来痛苦的、全面勒紧裤腰带的生活。加上之前两年出台的深化预算改革举措,地方政府在可用财力紧张的同时,预算内挪腾的空间也非常受限,再加上新增隐性债务的绝对红线,可以说地方财政“自身难保”,已无力再支援他人。
而对许多地区债务压力已经较大的城投来说,地方财政资金的下达以及相应费用(如土地出让金)的返还是维持城投财务健康至关重要的因素。随着财政的收紧以及相应资金支付的延迟,城投的资金链压力也随之增长,更不用说中西部一些债务压力较大的城投正处于“等米下锅”的状态,在财政压力增大、土地出让不及预期时,显然债务风险也将进一步大扩大,城投支援地方土地市场的能力也将随之下滑。近期的城投弱主体,也将开始面临更大的考验。
短期压力增加,融资渠道受限
自2022年以来,随着宏观政策的变化以及预期风险值的提高,货币政策有所放松,社会融资也出现了明显的起色,部分较平稳的城投也再次受到市场亲睐。但这一转变的前提是风险因素的下降,以及政府投资规模增加、城投基本面好转的基础上的;随着短期压力的增长,如果土地出让金增速持续不如预期,以及部分地区收支矛盾的持续突出,城投显然也要经受更多的考验。
并且,需要关注的是,在金融深化改革、影子银行业务得到充分治理,以及城投债务与政府债务的逐渐剥离后,城投的融资渠道有明显地减少,且剩余渠道的募资能力有明显的减弱。这就使得近期多个弱资质城投主体的资金募集难度进一步提升,风险因素的加剧也使得市场分化日趋鲜明,更多的风险因素蓄势待发。
风险容忍提升,推进债务重组
在一系列因素的变化以及未来稳定发展更大的困难下,实际上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市场与监管对一些风险因素的容忍度在持续提升,这就意味着对于一些弱主体城投来说,将在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上进行新一轮的债务重组。
在今年初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支持贵州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的意见》(国发〔2022〕2号)中,已经明确提出贵州省可以开展债务化解的试点工作,允许融资平台公司对符合条件的存量隐性债务,与金融机构协商采取适当的展期、债务重组等方式维持资金周转。对于一些融资成本已经达到15%以上的城投弱主体来说,如此高的债务成本已经不是单纯可以通过发展来解决的问题,适当推进债务重组、降低债务成本已然是大势所趋。
或许2022年的城投债依然保持着“不违约”的光荣记录,但完全的刚性兑付、以及对融资成本不敏感,已然成为了过去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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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 地方财政再承压,城投风险隐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