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融资套利终结,反腐风暴蓄势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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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4-10 17:42 3137 0 0
政策套利的时代已经终结。

作者:杨晓怿

来源:杨老师的基建课堂(ID:msyangteacher)

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改革与市场利率下行,2020年的融资平台纷纷转向了债券等公开、合规的融资渠道;成本高、期限短的信托、融资租赁、资管产品等非标准化融资工具市场急剧收缩。

近两日,政治局、金融委会议再次透露出重大改革信号;地方政府随之闻风而动,开始对区域内融资平台的债务再次进行摸底,也对控制融资成本作出了明确要求。

这一切都标志着非标准化融资工具即将在政信投融资领域走到终点,也标志着金融工具政策性套利的彻底终结。

自2009年后,地方政府债务成为了新的问题。其中问题的根源自然在于政府加大杠杆率、超前投资。但其中问题最大的部分并不在于债务率高,而在于“影子银行”部分,即大量通过信托、融资租赁、资管计划来实现的非标准化融资。这些非标准化债务普遍存在成本高、期限错配的问题,极易引发地方债务风险。

那么为何低风险的政府投资领域会存在大量的高息债务?这就要从制度与政策说起。

2009年时,我国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开启了“四万亿”投资计划,用基建投资来拉动内需。但是,在当时的体制下,地方政府的事权远大于财权;而大量的建设项目都需要地方政府自筹资金,此后地方政府便开始大规模举债建设。

由于当时不允许地方发债,地方政府便成立各类建设投资平台公司来筹措、举借资金,这些企业便逐渐被称为“城投”、“融资平台”。

但是,既然成立公司、以企业的模式进行融资,那么自然也要遵守市场化模式;这使得地方政府的融资成本开始向市场靠拢,而无法享受到政府直接发债融资的成本优势。

不过,由于地方政府的信用的加持与事实上的刚性兑付,在短时间内吸引了大量社会资金,这使得政府与金融机构双方都颇为满意,只是随着这一模式的深入,越来越多的问题逐渐开始暴露。

首先,短期内大量资金的流入推高了企业的资产负债率。

融资平台的本质是地方国资企业,自然受到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普遍欢迎。但是,在大量承接银行贷款之后,融资平台的债务率很快就被推高,导致融资平台不得不开始寻找各种不计入资产负债率的表外债务,各类非标融资开始登上舞台。

实际上,这些非标融资工具的资金也都是来自银行,而他们只是作为一条“通道”,使不符合银行规定的项目与企业获得资金,并承担相应的风险。这一模式原本是没有问题的,市场也需要这些非标准化融资工具,但这如果基于政府信用、刚性兑付而开展,那么实际上并不承担风险,而是逐渐演化成了一种“政策性套利”。

同时,融资平台形成规模后开始受到监管。

在各地政府纷纷成立融资平台后,融资平台的债务规模开始以万亿计算,逐渐引起了监管的注意;开始纳入银监会系统,接受统一管理。这使得融资平台的资产负债率有了进一步的约束,也开始逐渐与财政脱离直接的关联。

但在监管之下,地方政府的资金需求并没有降低;于是地方政府开始成立更多的平台公司来规避监管,也加大了非标融资的使用规模。这使得非标融资的占比进一步上升,再次推高了许多平台、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平台的债务成本与压力;最终使得平台走上了持续“借新还旧”的道路。

在不断“借新还旧”的过程中,用短期的非标债务进行“过桥”又成了一大普遍现象,最终,非标融资成为了许多平台维持运转的工具。

这一局面,在2015年开始允许地方政府发债后有所改变。

为了解决地方政府融资成本过高的问题,中央在2014年修订了预算法、从2015年开始允许地方政府以省为单位发行地方债;对之前的融资平台债务进行甄别。纳入政府债务范畴的,以低成本的地方债进行置换;并且以此为时间节点,让融资平台逐渐与政府信用脱钩。

地方债置换降低了融资平台的压力,但是融资与政府信用的逐渐脱钩却引起了市场更大的担忧——脱离了地方政府信用之后,这些债务庞大的地方国资企业还能干什么呢?

另一方面,虽然允许发行地方债,但地方政府的财权事权依然不匹配,地方财政的实际缺口仍然庞大,地方政府仍然在通过各种渠道撬动杠杆、举借债务。

在监管的影响与实际的需求下,融资平台的非标融资规模不减反增;政策性套利依然持续,政府隐性债务的问题开始蔓延。另一方面,成本高且不透明的非标融资工具存在很大的利润空间,逐渐开始成为政府、金融腐败的重灾区,成为了地方治理中的隐患。

到了2019年,监管开始针对政府隐性债务进行了盘查,从严治理各类隐性债务;另一方面,对各类金融工具也开启了监管,从源头上治理政策套利。同时,反腐也开始深入到金融领域,开始向银行等国有金融机构进行盘查;非标融资业务开始大规模收缩。

到了2020年,金融再次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放开了公司债的发行;随着市场融资成本一路走低,非标融资工具的生存空间几近于无。但是,非标融资的所产生的问题并未完全解决,一场风暴正在酝酿:中纪委将地方债务问题纳入到2020年的反腐工作重点。

如今是“十三五”的最后一年,也将是新一轮发展的重点年份;原本我们就将迎来大量的政策与人事变动。在此事件节点,非标融资等政策性套利工具就成为了非常敏感的问题,尤其是在查处地方债务违规之时,必将“拔出萝卜带出泥”;而随着金融反腐的深入,政策性套利背后的一切也将暴露在阳光下,成为问题的焦点。

如今,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非标融资成为过去时,而是一个政策套利的时代已经终结。

在迎来新周期的同时,我们也将看到许多既有利益团体的破碎与不断敲响的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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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 非标融资套利终结,反腐风暴蓄势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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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阳兵,资产界专栏作者,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盈科粤港澳大湾区企业破产与重组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山大学法律硕士,具有独立董事资格,深圳市法学会破产法研究会理事,深圳市破产管理人协会个人破产委员会秘书长,深圳律师协会破产清算专业委员会委员,深圳律协遗产管理人入库律师,深圳市前海国际商事调解中心调解员,中山市国资委外部董事专家库成员。长期专注于商事法律风险防范、商事争议解决、企业破产与重组法律服务。联系电话:18566691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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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韬律师,现为河南乾元昭义律师事务所律师。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法学学士,中国政法大学在职研究生,美国注册管理会计师(CMA)、基金从业资格、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资格。对法律具有较深领悟与把握。专业领域:公司法、合同法、物权法、担保法、证券投资基金法、不良资产处置、私募基金管理人设立及登记备案法律业务、不良资产挂牌交易等。 刘韬律师自2010年至今,先后为河南新民生集团、中国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平顶山银行郑州分行、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郑州高新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光大郑州国投新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光大徳尚投资管理(深圳)有限公司、河南中智国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兰考县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郑东新区富生小额贷款公司等企事业单位提供法律服务,为郑州科慧科技、河南杰科新材料、河南雄峰科技新三板挂牌、定向发行股票、股权并购等提供法律服务。 为郑州信大智慧产业创新创业发展基金、郑州市科技发展投资基金、郑州泽赋北斗产业发展投资基金、河南农投华晶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河南高创正禾高新科技成果转化投资基金、河南省国控互联网产业创业投资基金设立提供法律服务。办理过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设立、法律文书、交易结构设计,不良资产处置及诉讼等业务。 近两年主要从事私募基金管理人及私募基金业务、不良资产处置及诉讼,公司股份制改造、新三板挂牌及股票发行、股权并购项目法律尽职调查、法律评估及法律路径策划工作。 专业领域:企事业单位法律顾问、金融机构债权债务纠纷、并购法律业务、私募基金管理人设立登记及基金备案法律业务、新三板法律业务、民商事经济纠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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