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齐精智
《公司法》规定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未经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民法典》规定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齐精智律师提示《民法典》时代下,股权代持关系中的实际出资人(股东)可以以申请执行人与名义股东不存在交易关系,非为相对人为由,排除对其实际持有股权的执行。
本文不惴浅陋,分析如下:
一、《民法典》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则把“不得对抗第三人”修正为“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名义股东因非交易关系产生的债权人不能执行该股权。
《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而《民法典》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则把“不得对抗第三人”修正为“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法律适用上,应当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上述规定中的“第三人”以及“善意相对人”均应是指基于对登记外观信任而作出交易决定的第三人。
股权代持关系中的实际出资人(股东)可以以申请执行人与名义股东不存在交易关系,非为相对人为由,排除对其实际持有股权的执行。
二、《民法典》制定时有意修正公司法有关条款的,应当适用民法总则的规定。
提及《公司法》第三十二条就不得不提及《民法总则》第六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2019年《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号)第3条认为,民法总则与公司法的关系,是一般法与商事特别法的关系。民法总则第三章“法人”第一节“一般规定”和第二节“营利法人”基本上是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提炼的,二者的精神大体一致。因此,涉及民法总则这一部分的内容,规定一致的,适用民法总则或者公司法皆可;规定不一致的,根据《民法总则》第11条有关“其他法律对民事关系有特别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的规定,原则上应当适用公司法的规定。但应当注意也有例外情况,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就同一事项,民法总则制定时有意修正公司法有关条款的,应当适用民法总则的规定。例如,《公司法》第32条第3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而《民法总则》第65条的规定则把“不得对抗第三人”修正为“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经查询有关立法理由,可以认为,此种情况应当适用民法总则的规定。
三、非基于登记外观的信任所作出交易决定的债权人不能对'名义股东'的股权强制执行。
裁判要旨:《公司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民法总则》第六十五条规定:“法人的实际情况与登记的事项不一致的,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上述两条规定均源于商事外观主义基本原则,即相对人基于登记外观的信任所作出的交易决定,即便该权利外观与实际权利不一致的,亦应推定该权利外观真实有效,以保证相对人的信赖利益,维持交易安全。故上述规定中的“第三人”以及“善意相对人”均应是指基于对登记外观信任而作出交易决定的第三人。
本案中,林长青系案涉股票登记权利人吴俊雄的金钱债权的执行人,并不是以案涉股票为交易标的的相对人。虽然林长青申请再审称,其是基于对吴俊雄持有案涉股票的信赖,才接受吴俊雄提供担保。但林长青对此并未提交证据证明,故该项主张不能成立。此外,上市公司隐名持股本身并不为法律、行政法规所明文禁止,林金全作为隐名股东持有山鹰股份的权利,不能被剥夺。因此,一审、二审判决林金全对案涉股票享有能够排除林长青申请执行的权益,并无不当。
案件来源: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申2978号林长青、林金全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
综上,《民法总则》已经把“不得对抗第三人”修正为“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故从2017年10月1日起股权代持关系中的实际出资人(股东)可以以申请执行人与名义股东不存在交易关系,非为相对人为由,排除对其实际持有股权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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