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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管理人没有尽到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和审慎尽职义务的，可能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法等规定，对投资者的损失承担赔偿义务，且基金的清算结果并不一定是认定投资损失的唯一方式。
【基本案情】
2016年原告周某和被告A公司（私募基金管理人）及某证券公司签订契约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同，该基金主要投资于某合伙企业C（担任有限合伙人），该合伙企业再投资于D公司股权。
根据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原告向被告A公司支付了200万元购买产品，其后基金向C合伙企业划拨投资款。
2019年被告A公司发布公告称，C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伪造交易文件，恶意挪用基金资产，A公司已报案，公安机关已受理。
原告的诉讼请求：1、被告A公司赔偿投资本金损失200万元及利息；2、被告A公司的母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一审法院判决支持原告全部诉讼请求，被告A公司及母公司上诉，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院观点】
本案有三个法律焦点：1、被告A公司是否履行了基金管理人的法定义务？2、被告A公司是否应当赔偿原告的损失以及如何确定原告的损失。3、被告A公司的母公司是否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关于法律焦点1，法院认为被告A公司没有履行基金管理人的适当性管理义务，严重违反勤勉尽职义务，主要体现在：
（1）在基金发行阶段，被告A公司明知C合伙企业存在两名普通合伙人，但工商登记信息中C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只有1名，被告A公司没有对该异常情况进行尽职调查，却径直划款，直到诉讼时都无法证明合伙协议的真实性，违反了基金管理人的审慎义务。
（2）虽然原告签署过风险揭示书，但被告A公司在销售基金产品时没有对基金产品进行风险评估，也没有按照投资基金法的规定对投资者的风险认知、风险偏好和风险承受能力进行风险测试。《九民纪要》第75条规定，“卖方机构对其是否履行了适当性义务承担举证责任。卖方机构不能提供其已经建立了金融产品（或者服务）的风险评估及相应管理制度、对金融消费者的风险认知、风险偏好和风险承受能力进行了测试、向金融消费者告知产品（或者服务）的收益和主要风险因素等相关证据的，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3）向投资者的宣传资料中承诺最低年化12%的收益，严重误导投资者的风险判断。
（4）在基金管理阶段，被告A公司没有及时核查股权投资款的流向，C合伙企业的银行转账流水和D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记载金额明显不符，D公司系上市公司，定期报告的股东中根本没有C合伙企业，被告A公司在完全有条件核查的情况下没有向D公司核实。
关于法律焦点2，被告（上诉人）辩称基金清算尚未完成，投资者的损失并未实际发生，但是二审法院认为，基金的清算结果是认定投资损失的重要依据而非唯一依据，有其他证据足以证明投资损失情况的，法院可以依法认定损失。
首先，基金资产已经被犯罪嫌疑人挪用且未到案；其次，基金合同约定的权益基础是取得D公司的股权，但是C合伙企业根本没有取得该股权，基金合同的目的已完全落空；再次，基金资产已完全脱离基金清算小组的控制，清算小组根本没有接管清算财产。如果坚持等待清算完成再确认当事人损失，不具有现实可行性，本案亦无须以相关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
因此，一审法院按照原告的投资款及资金占用利息作为赔偿依据并无不当。
关于法律焦点3，法院认为，虽然基金合同是原告和被告A公司签订的，被告A公司的母公司并不是合同相对方，但是有书面证据显示，A公司的母公司参与了基金销售，根据基金业协会《私募投资基金募集行为管理办法》，推介私募基金属于募集行为的一部分，母公司的行为实质上属于代销，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总结】
私募基金管理人应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规定，严格履行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义务，包括对投资者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进行评估等，在投资和管理阶段，应进行必要的尽职调查，否则可能因违反勤勉尽责义务而对投资者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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